高俊宏《Documemory》講座現場(攝影:彭健安)

國立藝術學院時期創作檔案的回訪——高俊宏《Documemory》講座紀實

文/圖 彭健安

「……Documemory有著一種‘書前之書’的想法,換句話說,一本真正的書誕生之前的碎片。」

遊走於廢墟與山林之間的高俊宏,近年以藝術行動、田野考察與書寫出版譜寫其研究與創作系譜,2015年的《群島藝術三面鏡》得到了文化部金鼎獎的肯定,2017年的《橫斷記》則是入山踏查的研究成果,書中盡可能地還原幾近消逝的大豹社的存在軌跡,重返日治時期帝國主義下的山林場景。

趨近於人類學式的歷史考察研究,令人幾乎遺忘了高俊宏出身於繪畫專科,大學就讀於國立藝術學院,近年則取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。2017年高美館舉辦的“高雄獎夢幻隊與四道戰帖”展覽,高俊宏以蒙面人K的身份,選取大學時期創作的《Documemory》其中一百多余件文件到場踢館。展覽結束後,高美館正式收藏《Documemory》。

“我現在看到它們掛在墻上,其實感覺不是很好,因為它們已經不屬於我了。”高俊宏苦笑說道。

《Documemory》是高美館二十多年來首次典藏檔案型的作品,如何梳理及管理這近400件的檔案成為高美館典藏實務上的考驗;而這些隱含許多個人符號的文件,由外人看來幾乎難以閱讀、霧裏看花。2017年7月,趁著舉辦《關鍵:2017新進典藏》展覽的契機,我們邀請高俊宏到展覽現場,細讀個人文件。

一、黑暗中的哲想碎片

創作於1996–1998年間,總共以391件檔案組成的《Documemory》,是高俊宏大學時期的創作手稿,有些是實際付諸的行為藝術草圖、閱讀文本的哲想過程,更多的是破碎的、難以辨識的創作思辨痕跡。

“當時在創作的時候,就沒有想要讓人讀懂。即便是我現在回頭來看,也覺得難以閱讀。”高俊宏說道,當時的大學沒有評鑒制度,但是大家都發瘋似的拼命嘗試、胡搞。與此同時,高俊宏把自己“關”在國立藝術學院(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)裏面,開始閱讀大量的翻譯文本,如叔本華、羅蘭.巴特以及德勒茲的著作。

“你可以想象,這系列大概是二十多年前,在遙遠的關渡的某一個山上,在那邊被蚊子咬,在讀外國的東西。很奇怪的情境,就是在讀不懂的理論,然後蚊子一直吸你的血,內外的煎熬。現在想起來是很荒謬,那時我們甚至沒有出過國。就是在地球上小小的一個點,頭腦裏裝的全都是結構主義、羅蘭.巴特、傅科等等。”

浸淫於哲學思辨的學生時期,《Documemory》即為當時有系統地大量生產的文件。它是想要變成一本書的狀態,但並不是普遍概念的書;換言之,《Documemory》不是出版概念的書,而是創作概念的書。這個概念,也源自高俊宏在深夜中閱讀的羅蘭.巴特《文本的愉悅》一書。

二、作者論的質疑:文本的愉悅

《Documemory 》可以說是由哲學概念啟動的作品。以Document 與Memory 兩字所組成的Documemory,指涉了文本作為脫離主體的自主性,它是不受作者所控制的,意即羅蘭巴特所說的“文本的愉悅”。

“作為一個作者怎麽想?事實上每一個人所生產出來的東西,就像海德格所說的,他會在歷史上‘自動歸檔’,這個力量是作者無法阻擋的。”高俊宏自言,當時徘徊在腦中的就是這個問題結構,因此當時是有意識地留下物質性的痕跡、塗抹,盡可能不讓別人讀出作者是誰。

盡管《Documemory》的發想是來自異國、遙遠的哲學觀,逐一閱讀檔案後,可以發現這些檔案事實上投射了學生創作者復雜的心境,作者的個人生命經歷化為檔案上的創作符碼,沮喪的、狂喜的,都封存於符碼之中,交織而為檔案自明的記憶。舉例而言,《Documemory》中經常出現烏龜,或是身著烏龜裝的人,“因為烏龜是我當時的狀態,我就像一只烏龜一樣,躲在黑暗的空間。”

潛水艇也是《Documemory》中一再出現的符號,而潛水艇的記憶則源自高俊宏的高中時期:“那時我旁邊坐了一個流氓,他的周記都亂寫,有一次寫了‘潛水艇跑到路上撞死人’,沒有那條新聞,他自己杜撰的,但是這個好吸引我!所以我一直記著潛水艇跑到路上的狀態。”另外,潛水艇也是烏龜裝的化身,意味著穿戴盔甲、可以乘載。

三、Maroon & Marooned:流亡與放逐

“Maroon&M arooned ”(流亡與放逐)為《Documemory》中作者個人最喜愛的一系列計劃草圖,這是關於山、樹木、自然,以及離開城市的計劃。此系列受到謝春德早期的靜物攝影作品《消失的夏日的某一天》所啟發,同時也正閱讀陳玉峰教授撰寫的《臺灣植物誌》。“Maroon&Marooned”也投射了年輕命運遭受跌宕起伏的狀態,包括失戀、學姊遭受意外身亡,在那混亂的生活狀況下,企圖遁逃、向往山林所完成的系列計劃草圖。“當時想去太平山找一塊樹,切掉以後在上面烙印Maroon,然後移動⋯⋯但是實際上怎麽做,我忘記了。反正是和樹有關的一些對話。”

“Maroon&Marooned”計劃並未實踐,不過從藝術家2000年代以降的行為藝術如《林中走錯路》、《住在時間的三種方式》,到近年的山林田野考察,都可見“Maroon&Marooned”系列勾勒了藝術家未來入山的藍圖。除此之外,謝春德的《消失的夏日的某一天》,這個現今難以尋覓的攝影作品,日後偶然成為高俊宏生命中的“天啟”:某天,高俊宏偶然在敦南誠品的街角,碰見了和謝春德攝影裏一模一樣的盆栽。“我看到那盆栽後就嚇到了!進入了震驚的狀態,在某個現實的場景裏,被我遇到了。我覺得那真是一輩子沒有過的覺醒。後來形容給龔卓軍聽,他笑我笑了好幾天。”

高俊宏《Documemory》講座現場(攝影:彭健安)

四、身體即畫筆:無名氏書寫

紅色顏料的塗抹痕跡是《Documemory》中辨識度極高的系列作品,團塊的顏料如筆跡般地橫狀排列,或塗抹於文件、照片之上。1998年的錄像作品《無名氏書寫》也是同一時期相似理念的創作。在《無名氏書寫》錄像中,高俊宏頭戴絲襪,沾上紅色顏料,以頭部塗抹於透明玻璃上。

為何僅使用紅色?高俊宏言,從高中一直到大學初期,畫了非常多的畫,但是從來沒有用過紅色。那時只用咖啡色、綠色,這兩色可以調出非常灰暗的世界;也因為只用這兩色,寫生比賽每次都只有第二名,第一名永遠從缺。“當時我堅持用這兩個顏色畫,但是進到大學後,我就改為只用紅色,再後來就不畫了。”

身體作為畫筆,源自湯皇珍的一句話:“當你在畫畫的時候,你有沒有意識到,你畫的每一筆,事實上都是死亡的當下?”這一番簡短卻意味深長的言語,如雷貫耳,讓高俊宏重新思考創作的本質,並產生許多思考上的化學變化,因此開始故意不以畫筆作畫,改以身體為畫筆。高俊宏在那段期間很密集地產出身體塗抹的文件與行為,在不同的地點,如北投的廢墟、學校圖書館的地下室展場等。塗抹的動作意味著書寫的物質性,它並不傳遞信息、更沒有內容,而僅以塗抹後的痕跡引射脫離作者主體論的物性,延伸了藝術家對作者論的質問。

在深夜無人的學校創作,高俊宏笑道“不瞞你說,第一件要克服的事,就是對鬼的恐懼。”在海德格的著作中,高俊宏從海德格對於希臘文的詩的演繹,發現克服恐懼的方法。希臘文的詩意指“自然的湧現”,是“跑到你前面”、“到場”,以這樣的思路詮釋,那麽鬼就如同蝴蝶一樣,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罷了。

五、前進地心──再會,我已從此離去

“前進地心”是行為藝術的計劃草圖,此系列源自高俊宏大學時期和同學間的實驗活動。同學們在地上畫了很大的臺灣地圖,接著從二樓背對著畫,把鞋子往後丟,鞋子落在哪裏就要去那裏做作品。高俊宏的鞋子落在屏東的三地門,因而必須前往三地門創作。“為什麽叫前進地心,因為聽說三地門有一個湖、深不見底,我認為那個湖碰到地心,所以我要去找那個湖,就叫做‘前進地心’。”

“前進地心”計劃也是在1998年實際付諸行動的作品,叫做《再會,我已從此離去》。在這個行動中,高俊宏帶著箭頭狀的面包車“地心號”,試圖搭火車前往三地門。地心號即為烏龜殼概念的延展,上面有著一張自己流鼻血的肖像照,裏面則藏有簡單的生活對象與創作。“我曾經睡在裏面過,它的長度差不多180公分,我剛好可以躺下來。”高俊宏說當時是真的要去三地門,不料在去程的火車上,隨身帶著全部的資產新臺幣5000元,竟然在睡覺的途中被扒走了,結果去不了三地門,到了臺南。“所以我留下了90年代相當多珍貴的臺南老照片。”

《再會,我已從此離去》也是關於作者論的辯證,究竟藝術家在什麽時刻才是藝術家?是在創作的時刻才是藝術家嗎?為尋求解答,高俊宏在此行動中即以一個藝術創作者假裝在創作的姿態,進入到實際日常生活的場景,看看會產生什麽樣的沖撞。“那時候在火車上,睡到半夜,車長來問我在幹嘛,我說我在拍廣告。”他回憶道,那年1998年,解嚴也不到十年,路途中也遭到許多異樣的眼光看待。

結語

《Documemory》由近400張的筆記、計劃草圖、塗繪所組成,這些檔案反應了學生創作者身分的思考狀態,包含藝想、哲想,繪圖與造型實驗,以及對於影像、攝影的想法,另外也有部分計劃草稿。部分計劃實踐於1998年以後,而部分難以辨識解讀的檔案,也隱約勾勒著藝術家近年的創作觀。

閱讀《Documemory》,可見高俊宏由視覺藝術領域,逐漸轉移至身體、行為藝術的哲思歷程,是藝術家啟蒙養成時期重要的創作檔案,也是藝術家創作歷程中,精神生產性強度最高、思想度最密集的階段。其中許多重復性的創作符碼是源自藝術家的私人回憶,不過,這些破碎、抑郁的創作檔案,也同時映照了90年代藝術圈共享的焦慮狀態;那是即便解嚴,也難以企及的個人主體性,宿命般的後殖民國家謎團。

原文出自及版權歸屬:《藝術認證》83期(2018.12)

高俊宏,《Documemory》,綜合媒材,1996–1998,39×26cm×391件,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(攝影:彭健安)

關於藝術家

高俊宏,1973年生於台灣,1998年畢業於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,獲學士學位;2017畢業於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與理論研究所博士班,獲博士學位。創作媒介主要透過錄影、計畫型身體行動、書寫為介面,主要關注議題:身體、社會性、歷史域、資本與生命、東亞諸眾,現生活及工作於台北。個展包括:「劉海蟾」(關渡美術館,台北,2018)、「棄路:一位創作者的地理政治之用」(A+ Contemporary 亞洲當代藝術空間項目,台北,2017)、「東京延長戰」(素人之亂,東京,2015)、「爸爸教我如何做人」(竹圍工作室,台北,2010)、「通行證 — 朋友的平台」(台新文化藝術基金會,台北,2008)、「在留茂安,等待德意志」(Taipei MOMA Gallery,台北,2005)、「家計畫,一個太遠的緬懷」(台北市立美術館,台北,2006)等。群展包括:「野根莖 — 2018台灣美術雙年展」(國立台灣美術館,台中,2018)、「關鍵:2017新進典藏」(高雄市立美術館,高雄,2018)、「疆域—地緣的拓撲」(OCAT研究中心,北京,2018;OCT Contemporary Terminal 上海馆,上海,2017)、「2016 台北雙年展 — 當下檔案・未來系譜:雙年展新語」(台北市立美術館,台北,2016)、「天下無事 — 曼徹斯特亞洲三年展」(科學與工業博物館,曼徹斯特,2015)、「以身作則:身體與行為藝術」(高雄市立美術館,高雄,2015)、「鬼魂的迴返 — 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」(鳳甲美術館,台北,2014)、「第十二屆台新藝術獎大展」(北師美術館,台北,2014)、「未來事件交易所」(台北當代藝術中心,台北,2012)、「2010台灣當代藝術論壇雙年展」(台北當代藝術中心,台北,2010)、「空場 — 當代藝術與當代哲學的對話」(台灣美術館,台中,2006)、「新台灣人 — 數位影像的證言」(關渡美術館,台北,2005)、「搞關係??!!」(台北市立美術館,台北;高雄市立美術館,高雄,2005)。作品收藏於:國立台灣美術館、高雄市立美術館、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