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俊宏《Documemory》讲座现场(摄影:彭健安)

国立艺术学院时期创作档案的回访——高俊宏《Documemory》讲座纪实

文/图 彭健安

“……Documemory有着一种‘书前之书’的想法,换句话说,一本真正的书诞生之前的碎片。”

游走于废墟与山林之间的高俊宏,近年以艺术行动、田野考察与书写出版谱写其研究与创作系谱,2015年的《群岛艺术三面镜》得到了文化部金鼎奖的肯定,2017年的《横断记》则是入山踏查的研究成果,书中尽可能地还原几近消逝的大豹社的存在轨迹,重返日治时期帝国主义下的山林场景。

趋近于人类学式的历史考察研究,令人几乎遗忘了高俊宏出身于绘画专科,大学就读于国立艺术学院,近年则取得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创作理论研究所博士。2017年高美馆举办的“高雄奖梦幻队与四道战帖”展览,高俊宏以蒙面人K的身份,选取大学时期创作的《Documemory》其中一百多余件文件到场踢馆。展览结束后,高美馆正式收藏《Documemory》。

“我现在看到它们挂在墙上,其实感觉不是很好,因为它们已经不属于我了。”高俊宏苦笑说道。

《Documemory》是高美馆二十多年来首次典藏档案型的作品,如何梳理及管理这近400件的档案成为高美馆典藏实务上的考验;而这些隐含许多个人符号的文件,由外人看来几乎难以阅读、雾里看花。2017年7月,趁着举办《关键:2017新进典藏》展览的契机,我们邀请高俊宏到展览现场,细读个人文件。

一、黑暗中的哲想碎片

创作于1996–1998年间,总共以391件档案组成的《Documemory》,是高俊宏大学时期的创作手稿,有些是实际付诸的行为艺术草图、阅读文本的哲想过程,更多的是破碎的、难以辨识的创作思辨痕迹。

“当时在创作的时候,就没有想要让人读懂。即便是我现在回头来看,也觉得难以阅读。”高俊宏说道,当时的大学没有评鉴制度,但是大家都发疯似的拼命尝试、胡搞。与此同时,高俊宏把自己“关”在国立艺术学院(今国立台北艺术大学)里面,开始阅读大量的翻译文本,如叔本华、罗兰.巴特以及德勒兹的著作。

“你可以想象,这系列大概是二十多年前,在遥远的关渡的某一个山上,在那边被蚊子咬,在读外国的东西。很奇怪的情境,就是在读不懂的理论,然后蚊子一直吸你的血,内外的煎熬。现在想起来是很荒谬,那时我们甚至没有出过国。就是在地球上小小的一个点,头脑里装的全都是结构主义、罗兰.巴特、傅科等等。”

浸淫于哲学思辨的学生时期,《Documemory》即为当时有系统地大量生产的文件。它是想要变成一本书的状态,但并不是普遍概念的书;换言之,《Documemory》不是出版概念的书,而是创作概念的书。这个概念,也源自高俊宏在深夜中阅读的罗兰.巴特《文本的愉悦》一书。

二、作者论的质疑:文本的愉悦

《Documemory 》可以说是由哲学概念启动的作品。以Document 与Memory 两字所组成的Documemory,指涉了文本作为脱离主体的自主性,它是不受作者所控制的,意即罗兰巴特所说的“文本的愉悦”。

“作为一个作者怎么想?事实上每一个人所生产出来的东西,就像海德格所说的,他会在历史上‘自动归档’,这个力量是作者无法阻挡的。”高俊宏自言,当时徘徊在脑中的就是这个问题结构,因此当时是有意识地留下物质性的痕迹、涂抹,尽可能不让别人读出作者是谁。

尽管《Documemory》的发想是来自异国、遥远的哲学观,逐一阅读档案后,可以发现这些档案事实上投射了学生创作者复杂的心境,作者的个人生命经历化为档案上的创作符码,沮丧的、狂喜的,都封存于符码之中,交织而为档案自明的记忆。举例而言,《Documemory》中经常出现乌龟,或是身着乌龟装的人,“因为乌龟是我当时的状态,我就像一只乌龟一样,躲在黑暗的空间。”

潜水艇也是《Documemory》中一再出现的符号,而潜水艇的记忆则源自高俊宏的高中时期:“那时我旁边坐了一个流氓,他的周记都乱写,有一次写了‘潜水艇跑到路上撞死人’,没有那条新闻,他自己杜撰的,但是这个好吸引我!所以我一直记着潜水艇跑到路上的状态。”另外,潜水艇也是乌龟装的化身,意味着穿戴盔甲、可以乘载。

三、Maroon & Marooned:流亡与放逐

“Maroon&M arooned ”(流亡与放逐)为《Documemory》中作者个人最喜爱的一系列计划草图,这是关于山、树木、自然,以及离开城市的计划。此系列受到谢春德早期的静物摄影作品《消失的夏日的某一天》所启发,同时也正阅读陈玉峰教授撰写的《台湾植物志》。“Maroon&Marooned”也投射了年轻命运遭受跌宕起伏的状态,包括失恋、学姊遭受意外身亡,在那混乱的生活状况下,企图遁逃、向往山林所完成的系列计划草图。“当时想去太平山找一块树,切掉以后在上面烙印Maroon,然后移动⋯⋯但是实际上怎么做,我忘记了。反正是和树有关的一些对话。”

“Maroon&Marooned”计划并未实践,不过从艺术家2000年代以降的行为艺术如《林中走错路》、《住在时间的三种方式》,到近年的山林田野考察,都可见“Maroon&Marooned”系列勾勒了艺术家未来入山的蓝图。除此之外,谢春德的《消失的夏日的某一天》,这个现今难以寻觅的摄影作品,日后偶然成为高俊宏生命中的“天启”:某天,高俊宏偶然在敦南诚品的街角,碰见了和谢春德摄影里一模一样的盆栽。“我看到那盆栽后就吓到了!进入了震惊的状态,在某个现实的场景里,被我遇到了。我觉得那真是一辈子没有过的觉醒。后来形容给龚卓军听,他笑我笑了好几天。”

高俊宏《Documemory》讲座现场(摄影:彭健安)

四、身体即画笔:无名氏书写

红色颜料的涂抹痕迹是《Documemory》中辨识度极高的系列作品,团块的颜料如笔迹般地横状排列,或涂抹于文件、照片之上。1998年的录像作品《无名氏书写》也是同一时期相似理念的创作。在《无名氏书写》录像中,高俊宏头戴丝袜,沾上红色颜料,以头部涂抹于透明玻璃上。

为何仅使用红色?高俊宏言,从高中一直到大学初期,画了非常多的画,但是从来没有用过红色。那时只用咖啡色、绿色,这两色可以调出非常灰暗的世界;也因为只用这两色,写生比赛每次都只有第二名,第一名永远从缺。“当时我坚持用这两个颜色画,但是进到大学后,我就改为只用红色,再后来就不画了。”

身体作为画笔,源自汤皇珍的一句话:“当你在画画的时候,你有没有意识到,你画的每一笔,事实上都是死亡的当下?”这一番简短却意味深长的言语,如雷贯耳,让高俊宏重新思考创作的本质,并产生许多思考上的化学变化,因此开始故意不以画笔作画,改以身体为画笔。高俊宏在那段期间很密集地产出身体涂抹的文件与行为,在不同的地点,如北投的废墟、学校图书馆的地下室展场等。涂抹的动作意味着书写的物质性,它并不传递信息、更没有内容,而仅以涂抹后的痕迹引射脱离作者主体论的物性,延伸了艺术家对作者论的质问。

在深夜无人的学校创作,高俊宏笑道“不瞒你说,第一件要克服的事,就是对鬼的恐惧。”在海德格的著作中,高俊宏从海德格对于希腊文的诗的演绎,发现克服恐惧的方法。希腊文的诗意指“自然的涌现”,是“跑到你前面”、“到场”,以这样的思路诠释,那么鬼就如同蝴蝶一样,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罢了。

五、前进地心──再会,我已从此离去

“前进地心”是行为艺术的计划草图,此系列源自高俊宏大学时期和同学间的实验活动。同学们在地上画了很大的台湾地图,接着从二楼背对着画,把鞋子往后丢,鞋子落在哪里就要去那里做作品。高俊宏的鞋子落在屏东的三地门,因而必须前往三地门创作。“为什么叫前进地心,因为听说三地门有一个湖、深不见底,我认为那个湖碰到地心,所以我要去找那个湖,就叫做‘前进地心’。”

“前进地心”计划也是在1998年实际付诸行动的作品,叫做《再会,我已从此离去》。在这个行动中,高俊宏带着箭头状的面包车“地心号”,试图搭火车前往三地门。地心号即为乌龟壳概念的延展,上面有着一张自己流鼻血的肖像照,里面则藏有简单的生活对象与创作。“我曾经睡在里面过,它的长度差不多180公分,我刚好可以躺下来。”高俊宏说当时是真的要去三地门,不料在去程的火车上,随身带着全部的资产新台币5000元,竟然在睡觉的途中被扒走了,结果去不了三地门,到了台南。“所以我留下了90年代相当多珍贵的台南老照片。”

《再会,我已从此离去》也是关于作者论的辩证,究竟艺术家在什么时刻才是艺术家?是在创作的时刻才是艺术家吗?为寻求解答,高俊宏在此行动中即以一个艺术创作者假装在创作的姿态,进入到实际日常生活的场景,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冲撞。“那时候在火车上,睡到半夜,车长来问我在干嘛,我说我在拍广告。”他回忆道,那年1998年,解严也不到十年,路途中也遭到许多异样的眼光看待。

结语

《Documemory》由近400张的笔记、计划草图、涂绘所组成,这些档案反应了学生创作者身分的思考状态,包含艺想、哲想,绘图与造型实验,以及对于影像、摄影的想法,另外也有部分计划草稿。部分计划实践于1998年以后,而部分难以辨识解读的档案,也隐约勾勒着艺术家近年的创作观。

阅读《Documemory》,可见高俊宏由视觉艺术领域,逐渐转移至身体、行为艺术的哲思历程,是艺术家启蒙养成时期重要的创作档案,也是艺术家创作历程中,精神生产性强度最高、思想度最密集的阶段。其中许多重复性的创作符码是源自艺术家的私人回忆,不过,这些破碎、抑郁的创作档案,也同时映照了90年代艺术圈共享的焦虑状态;那是即便解严,也难以企及的个人主体性,宿命般的后殖民国家谜团。

原文出自及版权归属:《艺术认证》83期(2018.12)

高俊宏,《Documemory》,综合媒材,1996–1998,39×26cm×391件, 高雄市立美术馆典藏(摄影:彭健安)

關於藝術家

高俊宏,1973年生于台湾,1998年毕业于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,获学士学位;2017毕业于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所博士班,获博士学位。创作媒介主要透过录像、计划型身体行动、书写为接口,主要关注议题:身体、社会性、历史域、资本与生命、东亚诸众,现生活及工作于台北。个展包括:“刘海蟾”(关渡美术馆,台北,2018)、“弃路:一位创作者的地理政治之用”(A+ Contemporary 亚洲当代艺术空间项目,台北,2017)、“东京延长战”(素人之乱,东京,2015)、“爸爸教我如何做人”(竹围工作室,台北,2010)、“通行证 — 朋友的平台”(台新文化艺术基金会,台北,2008)、“在留茂安,等待德意志”(Taipei MOMA Gallery,台北,2005)、“家计划,一个太远的缅怀”(台北市立美术馆,台北,2006)等。群展包括:“野根茎 — 2018台湾美术双年展”(国立台湾美术馆,台中,2018)、“关键:2017新进典藏”(高雄市立美术馆,高雄,2018)、“疆域—地缘的拓扑”(OCT Contemporary Art Terminal研究中心,北京,2018;OCT Contemporary Terminal 上海馆,上海,2017)、“2016 台北双年展 — 当下档案・未来系谱:双年展新语”(台北市立美术馆,台北,2016)、“天下无事 — 曼彻斯特亚洲三年展”(科学与工业博物馆,曼彻斯特,2015)、“以身作则:身体与行为艺术”(高雄市立美术馆,高雄,2015)、“鬼魂的回返 — 台湾国际录像艺术展”(凤甲美术馆,台北,2014)、“第十二届台新艺术奖大展”(北师美术馆,台北,2014)、“未来事件交易所”(台北当代艺术中心,台北,2012)、“2010台湾当代艺术论坛双年展”(台北当代艺术中心,台北,2010)、“空场 — 当代艺术与当代哲学的对话”(台湾美术馆,台中,2006)、“新台湾人 — 数字影像的证言”(关渡美术馆,台北,2005)、“搞关系??!!”(台北市立美术馆,台北;高雄市立美术馆,高雄,2005)。作品收藏于:国立台湾美术馆、高雄市立美术馆、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。